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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叙事”隐喻下的母题记忆(上)——从《第一次进城》的叙事策略说开去


  文学院 冯肖华

  读刘家全先生散文《第一次进城》(《散文视野》2019年第19期),许多个人生如寄的“第一次”,影近似昨。当掩卷长思,童年那一脉趣事,便浮现脑际,使人遐思流连,感慨系之,心灵瞬之共鸣。人类生命初年,进入社会化过程,这道彳亍必过的门槛履迹,是人生的必然起点,论谁也无一横空。此种现象,从人类学角度讲叫“文化涵化”过程,从文学叙事学角度谓之“成长叙事”,而文学写作学层面当属于“母题记忆”。

  人,作为一个独体的个者,来路上“第一次”单纯而果敢的自主,冒险而欲试的自抉,获取而满足的自得,成功而再行的自信等等稚志可鞠,貌似转大的心里感悟,才使得每个人的“第一次”深深地镌刻在、烙印于心灵年轮的记忆中,成为难以忘怀的既美好且意味的文学话题。于是,在人生舞台上,便有许多文化耄耋者,其晚年的欣然之为就是撰写生命回忆录,而许多乡间的老者,却时常在儿孙面前回忆爷爷生命中的那人那事,更为常见的是, 许多著笔为文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无不在自己的文墨中,细叙涂抹着那些童年时代“第一次”的美妙忆趣。其率真的欢悦,天性的哀愁,一抹的期待,童真的无忌,在他(她)们细腻而婉约的字里间,在舒缓而美妙乐曲的多重映现中蜿蜒汩涓地流泻着。就是这些个许多“第一次”,它蕴含着人类生命初年的理想启蒙,似朦胧雾夜的新月给人以童话般的想象,又似云天会处的新日使人望长的映照,更使坎坷阅尽功成名就者,感情回暖之时的无限心理慰藉。那些早已千帆侧过,被生活大潮淹没了的遥远的“第一次”昔日,无论作为个者履历的记忆,还是作为文学情感的抒写,拟或作为人生经验传后的励志,无不于沧桑世间给人以前行的亮色,细雨润物的情感孵化,以带来生命纤维里的丝丝颤动。作为刘家全先生叙事文本的《第一次进城》,作者的构思意境,一题数喻,意味隽永,有着“成长叙事”构架下,诸多“母题记忆”的人生问题蕴含,以及家园情结的隐喻,所以其文本主旨取向是多彩而富有现实意义的。

  “成长叙事”框架下的人生问题

  散文,本是一种叙事文学,在中国文学三千多年的演变长河中,经历了先秦时期散文的“言志”与“载道”,五四时期散文的“主情”与“尚美”,以及新世纪已降散文的“欲望”与“私密”这样一种潮起潮落写作式微的文学路径。然而,当浮躁世风疾过,一切回归本来时,散文之文学表现的源头,便又真切而敞亮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关怀社会,聚焦人生,探讨问题,而不再是矫揉造作故态万方,阿猫阿狗地虚言妄语了。对于散文的来路而言,一切叙事、抒情、议论和描写的所谓技法,一切雄浑、婉约、淡雅、中和之所谓风格,都无不要栓挽在“社会、人生”这个中轴上。这是散文写作的真谛和唯一出路,否则言而无文,任其漫漶,则行之不远,散文必将会死在风花雪月,阿猫阿狗的残败之路上。

  《第一次进城》,就散文写作的源头和来路看,其社会性鲜明,文风敦实质朴,叙事真切扎实,语言简洁明快。作者以纪实的手法,三部分篇幅,构架起了一种“成长叙事”文本的社会人生图识。全文以“我”为视点,以一个5岁乡间孩童的视角为观感,透视了“我”第一次进城的新鲜体验,蕴含了“我”成长叙事过程中初始生命经历和心灵的成长洗礼。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跨文化视域看,《第一次进城》的叙事格调,叙事视点,人物定位,叙事过程之“成长”与“过程”所蕴含的意味,毫无疑问对应了18世纪末起源于德国的“成长叙事”的文本类型(也叫“启蒙文学”)。这类文本的叙事主角大多是幼年或少年,叙事视点为人物成长、成熟的生命历练过程。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以人的生活方式的“漫游”与“迷移”,叙述文化记忆与重构;美国女作家马丽莲•罗宾逊的《家园》,写的是父子关系伦理救赎与文化认同;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接骨师之女》,讲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走钢丝的女孩》是梦想世界的叙事;中国《杜拉拉升职记》,是讲自我角色意识的觉醒,等等。可贵的是《第一次进城》,作者并没有掉进中国式成长叙事文本常见的写作套路,即叙事主体“我”,由叛逆、顽劣、懒散到被动晚熟的过程模式,而是真实地叙写了“我”以标识记路的聪明,走失独处的大胆,做娃娃头的统领能力,等等。可以说,《第一次进城》不仅是对中国成长叙事文学中“爹死娘嫁人,流浪后晚成”,“顽劣沧浪半生世,浪子回头金不换”,“悖逆父母离家去,荣归回后膝跪泪”模式的一个创作改写,同时也是对西方成长叙事文学的一个有益的对接。尽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文本所呈现的叙事主体的客观性是显见的。所以说,这是《第一次进城》在叙事策略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从叙事学讲,叙事文本之叙事视点,虽然在作品中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但它也可以有变动游移,使叙事有一种更广阔的摄取故事内容的角度。美国叙事理论家华莱士•马丁在谈海明威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促幸福生活》时说,“这篇小说漫无逻辑地从一个焦点或透视角度跳到另一个”,视点不断转移,“它包括全景、特写,拉开,推进”,这是海明威小说“丰富的方法的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①此叙事技巧虽然言指小说,但各类文体依然适于采借,比如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写意象征”,“离形得神”,“撒的开收的拢”等等说辞,就是在言一个叙事视点,即摄取材料视角的全景、特写等等的移动、转换,使其主题“神”的凸显。而叙事视点,首先是叙事人的人称问题,即他在作品中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叙事,还是用作品中的“我”来叙事。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是叙事主体具有亲历性、在场性以及体验观感的直觉性。这就使得所叙事件、场域、他者等更具真实性和可感可触的亲临之味。

  《第一次进城》正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时而散点透视城乡有别的认知,时而全景描绘县城繁华的兴奋,时而特写聚焦现代工业的新奇,时而议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落差,并由此深切感触到“我”经由城乡波动,所带来的“萌动中的童心的强烈的振荡”,以及由这种“振荡打磨所坚固了的立志的意识之基”。作者的这种看似漫无逻辑地从一个焦点或透视角度,跳到另一个视点的不断转移的叙事手法,正是华莱士•马丁所说的是叙事视角的跳动,是“全景、特写,拉开,推进”的叙事技巧的变化。其效果无疑是扩大了叙事事件的因果关系,完成了叙事内容的饱满度,丰富了叙事人“我”生命成长的更多见识,使得作品文本所涉及的人生问题,社会关怀之主题意味更为彰显和厚重。《第一次进城》文本叙事视角的多转移,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现代化交通工具,庞然大物汽车的轰鸣疯癫,与传统农耕工具,恬静安适牛车比较的视角转移,进而产生“我”幼小心灵的一脉浅显感觉:“坐牛车是稳当的,但走的太慢;坐汽车是危险的,但跑的特快。”现代文明初创时的狂野,与乡村传统文明的反差认识,成了叙事人“我”第一次进城时成长的心理振荡。还有,叙事视点的转移,对县城老街全景的扫描:繁华街道、各式店铺、矗立的洋楼、熙攘的人流、自行车流、南叉街、东正街、西正街等等;笔锋再转移:对家乡景致,太白山群峰、原野的村庄、错落的街道、杂陈农家小院、古朴的瓦房、安详的老人、嬉戏玩耍的娃娃、大片的葵花、宽阔的打麦场的叙述扫描。这种两相视角推、拉对比,既饱满着作品的内容,又强化着“我”对城乡概念“不同特质”的心理认识和“童心浪花”的波激。再有,叙事视角的层层递进:神奇的卷烟机似铁疙瘩,却比人的手指灵巧;机械的草绳机,比过了“绳把式”;造纸机威武庞大,更震撼着“我”的好奇;而制瓦机的“凶残”,使“我”恐怖游兴皆无。等等细节的描写。

  正如上文所言,文学创作的一切所谓叙事技法,都是为着彰显文本意蕴而存在。当我们面对当下散文创作之琐碎、自我、贫乏、危机的现状叹息时,我们应该说,文学的危机,散文的危机,是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间距离消失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消失,并非是文学性淡化的消失,这个道理应该当为思之。所以说,《第一次进城》,作者选择主体视角移动和转换的叙事方式,就形成了一种对凸显文章主体——“我的心灵感受振荡”之素材具象的收拢、归类、提炼、观感和判断的意识流结构图式,以达到意象饱满,质涵饱满,情感胜出的最终写作目的。于是,《第一次进城》收尾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立意:“我”,对现代城市的一丝“向往与激动”;对家乡“恬静安适与美好”的依然钟情。一种童心看世界的单纯判断,一种成人家园眷恋之“母题记忆”的乡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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