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 冯肖华

　　读刘家全先生散文《第一次进城》(《散文视野》2019年第19期)，许多个人生如寄的“第一次”，影近似昨。当掩卷长思，童年那一脉趣事，便浮现脑际，使人遐思流连，感慨系之，心灵瞬之共鸣。人类生命初年，进入社会化过程，这道彳亍必过的门槛履迹，是人生的必然起点，论谁也无一横空。此种现象，从人类学角度讲叫“文化涵化”过程，从文学叙事学角度谓之“成长叙事”，而文学写作学层面当属于“母题记忆”。

　　人，作为一个独体的个者，来路上“第一次”单纯而果敢的自主，冒险而欲试的自抉，获取而满足的自得，成功而再行的自信等等稚志可鞠，貌似转大的心里感悟，才使得每个人的“第一次”深深地镌刻在、烙印于心灵年轮的记忆中，成为难以忘怀的既美好且意味的文学话题。于是，在人生舞台上，便有许多文化耄耋者，其晚年的欣然之为就是撰写生命回忆录，而许多乡间的老者，却时常在儿孙面前回忆爷爷生命中的那人那事，更为常见的是， 许多著笔为文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无不在自己的文墨中，细叙涂抹着那些童年时代“第一次”的美妙忆趣。其率真的欢悦，天性的哀愁，一抹的期待，童真的无忌，在他(她)们细腻而婉约的字里间，在舒缓而美妙乐曲的多重映现中蜿蜒汩涓地流泻着。就是这些个许多“第一次”，它蕴含着人类生命初年的理想启蒙，似朦胧雾夜的新月给人以童话般的想象,又似云天会处的新日使人望长的映照，更使坎坷阅尽功成名就者，感情回暖之时的无限心理慰藉。那些早已千帆侧过，被生活大潮淹没了的遥远的“第一次”昔日，无论作为个者履历的记忆，还是作为文学情感的抒写，拟或作为人生经验传后的励志，无不于沧桑世间给人以前行的亮色，细雨润物的情感孵化，以带来生命纤维里的丝丝颤动。作为刘家全先生叙事文本的《第一次进城》，作者的构思意境，一题数喻，意味隽永，有着“成长叙事”构架下，诸多“母题记忆”的人生问题蕴含，以及家园情结的隐喻，所以其文本主旨取向是多彩而富有现实意义的。

　　“成长叙事”框架下的人生问题

　　散文，本是一种叙事文学，在中国文学三千多年的演变长河中，经历了先秦时期散文的“言志”与“载道”，五四时期散文的“主情”与“尚美”，以及新世纪已降散文的“欲望”与“私密”这样一种潮起潮落写作式微的文学路径。然而，当浮躁世风疾过，一切回归本来时，散文之文学表现的源头，便又真切而敞亮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关怀社会，聚焦人生，探讨问题，而不再是矫揉造作故态万方，阿猫阿狗地虚言妄语了。对于散文的来路而言，一切叙事、抒情、议论和描写的所谓技法，一切雄浑、婉约、淡雅、中和之所谓风格，都无不要栓挽在“社会、人生”这个中轴上。这是散文写作的真谛和唯一出路，否则言而无文，任其漫漶，则行之不远，散文必将会死在风花雪月，阿猫阿狗的残败之路上。

　　《第一次进城》，就散文写作的源头和来路看，其社会性鲜明，文风敦实质朴，叙事真切扎实，语言简洁明快。作者以纪实的手法，三部分篇幅，构架起了一种“成长叙事”文本的社会人生图识。全文以“我”为视点，以一个5岁乡间孩童的视角为观感，透视了“我”第一次进城的新鲜体验，蕴含了“我”成长叙事过程中初始生命经历和心灵的成长洗礼。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跨文化视域看，《第一次进城》的叙事格调，叙事视点，人物定位，叙事过程之“成长”与“过程”所蕴含的意味，毫无疑问对应了18世纪末起源于德国的“成长叙事”的文本类型(也叫“启蒙文学”)。这类文本的叙事主角大多是幼年或少年，叙事视点为人物成长、成熟的生命历练过程。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以人的生活方式的“漫游”与“迷移”，叙述文化记忆与重构;美国女作家马丽莲•罗宾逊的《家园》，写的是父子关系伦理救赎与文化认同;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接骨师之女》，讲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走钢丝的女孩》是梦想世界的叙事;中国《杜拉拉升职记》，是讲自我角色意识的觉醒，等等。可贵的是《第一次进城》，作者并没有掉进中国式成长叙事文本常见的写作套路，即叙事主体“我”，由叛逆、顽劣、懒散到被动晚熟的过程模式，而是真实地叙写了“我”以标识记路的聪明，走失独处的大胆，做娃娃头的统领能力，等等。可以说，《第一次进城》不仅是对中国成长叙事文学中“爹死娘嫁人，流浪后晚成”，“顽劣沧浪半生世，浪子回头金不换”，“悖逆父母离家去，荣归回后膝跪泪”模式的一个创作改写，同时也是对西方成长叙事文学的一个有益的对接。尽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文本所呈现的叙事主体的客观性是显见的。所以说，这是《第一次进城》在叙事策略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从叙事学讲，叙事文本之叙事视点，虽然在作品中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但它也可以有变动游移，使叙事有一种更广阔的摄取故事内容的角度。美国叙事理论家华莱士•马丁在谈海明威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促幸福生活》时说，“这篇小说漫无逻辑地从一个焦点或透视角度跳到另一个”，视点不断转移，“它包括全景、特写，拉开，推进”，这是海明威小说“丰富的方法的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①此叙事技巧虽然言指小说，但各类文体依然适于采借，比如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写意象征”，“离形得神”，“撒的开收的拢”等等说辞，就是在言一个叙事视点，即摄取材料视角的全景、特写等等的移动、转换，使其主题“神”的凸显。而叙事视点，首先是叙事人的人称问题，即他在作品中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叙事，还是用作品中的“我”来叙事。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是叙事主体具有亲历性、在场性以及体验观感的直觉性。这就使得所叙事件、场域、他者等更具真实性和可感可触的亲临之味。

　　《第一次进城》正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时而散点透视城乡有别的认知，时而全景描绘县城繁华的兴奋，时而特写聚焦现代工业的新奇，时而议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落差，并由此深切感触到“我”经由城乡波动，所带来的“萌动中的童心的强烈的振荡”，以及由这种“振荡打磨所坚固了的立志的意识之基”。作者的这种看似漫无逻辑地从一个焦点或透视角度，跳到另一个视点的不断转移的叙事手法，正是华莱士•马丁所说的是叙事视角的跳动，是“全景、特写，拉开，推进”的叙事技巧的变化。其效果无疑是扩大了叙事事件的因果关系，完成了叙事内容的饱满度，丰富了叙事人“我”生命成长的更多见识，使得作品文本所涉及的人生问题，社会关怀之主题意味更为彰显和厚重。《第一次进城》文本叙事视角的多转移，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现代化交通工具，庞然大物汽车的轰鸣疯癫，与传统农耕工具，恬静安适牛车比较的视角转移，进而产生“我”幼小心灵的一脉浅显感觉：“坐牛车是稳当的，但走的太慢;坐汽车是危险的，但跑的特快。”现代文明初创时的狂野，与乡村传统文明的反差认识，成了叙事人“我”第一次进城时成长的心理振荡。还有，叙事视点的转移，对县城老街全景的扫描：繁华街道、各式店铺、矗立的洋楼、熙攘的人流、自行车流、南叉街、东正街、西正街等等;笔锋再转移：对家乡景致，太白山群峰、原野的村庄、错落的街道、杂陈农家小院、古朴的瓦房、安详的老人、嬉戏玩耍的娃娃、大片的葵花、宽阔的打麦场的叙述扫描。这种两相视角推、拉对比，既饱满着作品的内容，又强化着“我”对城乡概念“不同特质”的心理认识和“童心浪花”的波激。再有，叙事视角的层层递进：神奇的卷烟机似铁疙瘩，却比人的手指灵巧;机械的草绳机，比过了“绳把式”;造纸机威武庞大，更震撼着“我”的好奇;而制瓦机的“凶残”，使“我”恐怖游兴皆无。等等细节的描写。

　　正如上文所言，文学创作的一切所谓叙事技法，都是为着彰显文本意蕴而存在。当我们面对当下散文创作之琐碎、自我、贫乏、危机的现状叹息时，我们应该说，文学的危机，散文的危机，是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间距离消失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消失，并非是文学性淡化的消失，这个道理应该当为思之。所以说，《第一次进城》，作者选择主体视角移动和转换的叙事方式，就形成了一种对凸显文章主体——“我的心灵感受振荡”之素材具象的收拢、归类、提炼、观感和判断的意识流结构图式，以达到意象饱满，质涵饱满，情感胜出的最终写作目的。于是，《第一次进城》收尾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立意：“我”，对现代城市的一丝“向往与激动”;对家乡“恬静安适与美好”的依然钟情。一种童心看世界的单纯判断，一种成人家园眷恋之“母题记忆”的乡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