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部 吕洋

　　Sperber& Wilson (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把语用学研究引入到认知的轨道，近年来给语用学界带来了较大影响。关联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它将言语交际看作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Mutual Manifestation)过程，这种推理过程包括了交际者的语言知识、世界知识和文化背景等。交际双方之所以能配合默契，主要是由于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

　　但有时由于某种原因, 说话人会在表达形式中引入模糊性语言信息, 给听话者一种瞬间的不协调感，从而需要听话人付出较大的努力来寻找话语之间的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因为模糊性言语信息的不确定性以及交际者语言知识、世界知识和文化背景等不同，听话者会对模糊性语言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产生误解，这也充分体现了模糊性语言具有的消极作用。与模糊性语言积极作用的例子相比，体现其消极作用的例子甚少，但还是有一些。下面就其产生的原因将用关联理论分别予以分析。

　　1)掩饰事实

　　外交活动中，由于外交语言的独特性，模糊性语言被大量运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外交模糊性语言的运用在一定时候会产生某些消极影响。例如：

　　2006年11月7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举办的“WTO：5年得失及未来对策”论坛上，针对一些人对世贸条款过渡期的模糊理解，龙永图说，现在谈的过渡期，是指在中国入世的谈判当中，对于某些重要的、或是困难的条款，在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达不成协议时形成的妥协，而不是说在这五年的妥协协议生效之后，中国才能成为WTO正式成员。(财经时报，2006年11月11日)

　　由此看见，在世贸条款中，“过渡期”这一模糊性语言没有明确说明，只是粗略地概括或掩饰某些重要事实，以至淡化了分歧矛盾。由于交际者的语言知识、世界知识和文化背景等语境因素的不同，在明示—推理过程对“过渡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这样就使公众无意中违反了最佳关联原则，不能对外交语言的真值做出判断，甚至对潜在的危机缺乏了解。

　　2)使用不当

　　在交际过程中，有时由于模糊性语言的使用不当会导致交际失败，甚至可以使听话者以此为借口来推卸责任，这充分体现了模糊性语言的消极作用。例如：

　　主人:我这狗老叫个不停。全家人都烦透了。

　　客人:是吗?

　　主人:我有事要出门一趟。希望你在我回来之前摆平它。

　　客人:没问题。

　　这是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的一个案例:某富人请友人到家里吃饭，东道主家有狗。客人到时,主人有事要出门,于是有了例句中的情况。当时饭桌上有一大碗黑豆，主人走后,客人杀了狗,炖了一大锅黑豆狗肉。主人回来大怒,把客人告上公堂，但结果是被告胜诉。

　　在该案例中,客人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和当时的即时语境:黑豆是炖狗肉的极好配料;时值严寒冬日,是“进补”的大好时节;主人对狗厌烦,且模糊性语言“摆平”二字带有“采取极端措施”的含义,因而做出了最为关联的推理,就是宰狗炖肉。由此可见，交际过程中寻求关联非常重要,但有了关联交际未必成功。例句中交际失败不能归咎于双方话语不相关,而只能归因于模糊性语言的使用不当。

　　3)认知不同

　　模糊性语言的一种是句义模糊。句义模糊指句子命题意义的模糊,它主要表现为由于使用模糊句乃至模糊段落等而出现的前后语义矛盾或歧义等。句义模糊的模糊度更大,人们也更容易误解，从而造成模糊性语言的消极作用。请看一则小幽默：

　　丈夫(行窃归来)：“看，收获不小吧?”

　　妻子：“你干这种事时，为什么不替我和孩子想想?”

　　丈夫：“我想到了。不过这家商店没有女人和孩子的衣服。”

　　妻子所说的“替我和孩子想想”，是模糊性语言，按照最佳关联原则指的是“犯罪后果”。而作为盗窃犯的丈夫，由于语言知识、世界观、价值观和个人背景等不同却违反了最佳关联原则，误解为“想着为妻子和孩子偷点东西”，从而造成交际失败，也引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