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开始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 他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改良主义者。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段时间里，他非常推崇基于普选之上的西方代议制政治制度。在思想上,他十分认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 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相信它们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呼吁民众对抗宗教、文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思想、国际等各个领域里的强权。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对改良主义政治哲学坚信不疑，而且这段时间他所主张的“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与上述杜威和胡适的渐进主义社会改造策略是完全一致的。

　　从1919年起毛泽东开始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其中《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及《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信念。1920年8月，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接连写了三封长信。信中提及最多的是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办法，他认为“中国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同年12月，毛泽东回信称“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方案行不通。教育需要金钱、人力与机构,可是在当时的世界,金钱完全控制在资本家的手中，世界的教育不过是资本家的教育;资本家控制了议会、军队、警察、银行与工厂。并且不会自己交出权力。他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 或帝国主义者, 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1921年1月1 日,毛泽东在湖南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公开表明放弃改良主义立场，至此,毛泽东彻底告别了杜威和胡适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从思想和行动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并于1921年7月,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